1939年3月的一个夜晚，冀中天空一片漆黑，张仲瀚轻声对身旁的警卫讲：“明天，咱们这支队伍就交给八路军了。”就这么一句话，成了他人生轨迹的关键转折。说起冀中根据地，很多人会先想到吕正操、宋时轮，却很少有人记得，这位年轻的司令曾把几千人的队伍交出去，自己选择重新开始。
他生于博野的一个富裕家庭。伯父曾担任察哈尔高等法院的院长，家中文化气息浓厚，且有着广泛的人脉。九一八事变后，北方局势紧张不安，他在北平读书时受到先进思想影响，秘密加入了党组织。为保护他的身份，伯父便安排他回到家乡，担任县警察局长一职。明面上，他是“打击土匪的专家”，背地里，却悄悄构建起一张地下工作的网络。有人回忆说：“到警察局办事，一抬头看到那位局长，感觉不像是见了官，倒像是见了学校的老师。”
博野那块地方地势很平，村子一个挨着一个。日军来了以后，抢粮抓人，老百姓的日子苦得没法说。张仲瀚靠警察的身份组织起保甲队，自称是“河北民军”，刚开始也就二百多人，没几个月就涨到两千多了。他的诀窍其实不复杂：给粮吃、帮着安置家里人、受伤了给治。当地老百姓得了实惠，都乐意把自家孩子送到他那儿。说真的，那时候到处都缺军费，他这做法算是挺难得的。
1938年快结束时，贺龙带着一二○师前往冀中地区，和吕正操碰了头。晋西北那边地广人稀，部队要想发展壮大，得到平原地区才行。张仲瀚接到命令，要把“河北民军”编进八路军里。他二话没说，还主动把缴获来的两门迫击炮和一些意大利造的轻机枪都交了上去。帮他保管武器的老兵急得直跳脚：“司令，这可是咱们的宝贝啊！”他挥了挥手说：“宝贝越多，越该交给正规军，这样才能打更大的胜仗。”
交接一结束，编制调整迅速展开，“河北民军”的队伍迅速扩充到冀中分区的各个团里。张仲瀚本人呢，则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的团长，军衔没提，番号也简化了。有人心里觉得不公平，可他却乐呵呵地说：“以前我是草莽头目，现在得学正规军那一套了。”事实证明，他确实得好好补补课——第一次团级夜袭演习，他在地图上勾勾画画半天，结果居然忘了安排弹药补给。旅长王震狠狠批评了他一顿，他羞得满脸通红，回去后就连夜研读《步兵连排战斗条令》，重新制定计划。
在冀中平原打游击战时，靠的是群众力量和复杂的地道系统。但1941年春天，三五九旅接到命令返回陕北，进驻南泥湾地区。刚适应了平原生活，又得奔赴陕北，两地环境差异极大。战士们从收割麦子转为开垦荒地，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张仲瀚白天忙着翻地，晚上还带着士兵练习拼刺，既然有“军民融合、以农养战”的要求，他就直接把指挥部搬到了菜园子边上，好随时查看农作情况。很快，“自己动手，啥都不愁”的标语传遍了延河上下，这位曾经的指挥官变成了“种瓜达人”，还常被机关的同志们打趣。
南泥湾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让部队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培养了自力更生的能力。1944年秋天，中央下令，以三五九旅为核心组建“南下支队”，长途奔袭前往湘粤赣地区。一路上，他们翻过了武陵山，穿过了沅江河谷，遭遇了疫病、物资匮乏和当地民情不熟等重重困难。张仲瀚带着七一九团作为先锋，用之前在平原地区积累的群众工作经验，在山口设摊卖药、在村寨开班教识字，迅速融入当地。到了第二年春天，鄂北游击区已经初见雏形，他也被推选为鄂北军分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的硝烟才刚刚消散，国共之间的矛盾就立刻激化起来，中原地区的突围行动已经迫在眉睫。张仲瀚接到了中央的指令，要他跟随部队向北撤退，前往豫鄂边界。1946年的初夏，他们沿着颜色已经褪去的伪军防御工事，急匆匆地向襄阳西北方向进发。在这段时间里，军调部成立了，他被调去负责和谈的联络工作，长期住在武汉的一家宾馆里。美国观察组的军官看到他的履历后，惊讶地说：“这人既当过警察局长，又做过司令，现在还愿意当团长，真是搞不懂中国人。”他只是平静地回应：“军队是属于人民的，职位又算得了什么。”
和平的愿景最终化为泡影，他再次奔赴战场。西北野战军二纵六旅在榆林完成集结，杜聿明和胡宗南的部队正步步紧逼大西北。成群的装甲车和坦克驶过，沙漠戈壁顿时黄沙漫天，骑兵和步兵只能分成小队迂回前进，在夜里打冷枪突袭。沙河战役中，他带领的旅从西边包抄过去，迫使敌军防线出现缺口，最终成功突破，西北的大门就此敞开。1949年初，六旅被编入新一军，一路挺进新疆。许多战士第一次看到天山雪峰时，激动得大喊大叫，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张仲瀚到新疆后，当上了师长。他和平接管了伊宁、新市、莎车等地，每到一处都先开军民联欢会，再清查粮食，老办法总是很管用。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第九军政委，后来又调去兵团当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刚成立时，人少经验也不足，他就直接把南泥湾的生产方式搬了过来：开荒、引水、挖渠、种棉花。天山南北，一排排兵团营房和棉田相伴，当地百姓都笑着说这是“能打仗的农场”。
当授衔的事被提上议程，他便和几位干部聊了起来，有人为他鸣不平：“卫立煌留下的那些将官都授了衔，你咋能没份儿呢？”他摆摆手说：“前线干活的人不够，能不穿军装就不穿。”最后，他把档案放到了地方行政那边，再没进过将领的名单，渐渐消失在大家视野里。可惜的是，新中国史料出版时，359旅集体立功，他的事迹却只在边边角角用十几行字草草提了一下。
许多年后，在新疆北疆的一条国防渠边，立起了一座纪念碑。碑上没提他干过的所有官职，就一句话：“当过河北民军司令，后来成了兵团的建设者。”来玩的游客很难想到，这位曾经把几千人的队伍拱手让出的“老司令”，晚年最得意的不是打赢了哪场仗，而是看到渠水滋润了三十万亩的土地。有人说他“不声不响”，其实他的这份低调，正是把成绩归于大家的另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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