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还有人看吗？收视率下降能怪谁？
晚八点的客厅里，70岁的张大爷对着黑屏的电视机发呆——遥控器按了三遍，屏幕上依然只有“信号中断”的提示。他不知道，这台陪伴了全家15年的老电视，早已被儿子的平板电脑、孙女的手机取代。国家广电总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电视开机率跌至18.3%，较2015年的76.8%断崖式下滑；45分钟的电视剧，平均收视人群中50岁以上占比达79%，年轻人的“日均电视观看时长”已不足12分钟。当“打开电视”从家庭日常变成“老年人专属习惯”，当“黄金档”的收视率不及某短视频平台一条爆款的播放量，电视台的式微早已不是“偶然”，而是一场由内而外的系统性溃败——与其追问“还有人看吗”，不如直面一个更尖锐的问题：这一切，到底该怪谁？
一、技术迭代的碾压：从“被安排”到“我选择”的时代转向
电视台的黄金时代，本质上是“渠道垄断”的红利。2000年代，中国家庭平均每户能收到的频道不超过50个，央视、省台、市台构成的“金字塔”牢牢掌握着内容分发权。那时的观众没有选择：想看新闻只能等《新闻联播》，想看电视剧只能追“黄金档”，想看综艺只能守着周末的“快乐大本营”。这种“线性传播”的霸权，让电视台像食堂打饭窗口——不管菜好不好吃，你都得排队等着。
而互联网视频平台的崛起，彻底砸碎了这个“窗口”。当用户可以在手机上“点播”“倍速”“跳过广告”，当Netflix用“大数据定制”拍出《纸牌屋》，当B站靠“互动视频”让观众决定剧情走向，电视台的“定时定点”模式就成了“反人性”的存在。某调研显示，2025年90后“主动打开电视”的比例不足7%，他们的理由直白又残酷：“凭什么你安排我什么时候看？我想看的你没有，我不想看的你硬塞。”
更致命的是“多屏时代”的降维打击。年轻人的注意力早已被切割成碎片：通勤时刷短视频，午休时看直播，睡前追网综，电视这个“笨重的大家伙”，既无法像手机那样“随身携带”，又不能像平板那样“躺着看”，甚至连投屏都需要“连WiFi、输密码”的繁琐操作。张大爷的孙女说得透彻：“电视就像爷爷的老座钟，摆着挺怀旧，但谁会靠它看时间啊？”
面对这种技术革命，电视台的应对堪称“迟钝的典范”。当优酷2009年就开始买剧独播，当爱奇艺2014年推出“会员免广告”，当抖音2018年用“竖屏剧”抢占碎片时间，多数电视台还在纠结“要不要把节目放到自家APP上”。直到2025年，某省级卫视的官方APP仍需要“注册手机号+输入验证码+绑定机顶盒”才能观看直播，而同期的腾讯视频，扫码就能投屏。这种“把简单事变复杂”的操作，本质上是对用户需求的漠视——仿佛还活在“观众求着看”的年代。
二、内容生产的自我封闭：从“大众共鸣”到“自说自话”的堕落
收视率下降的核心，从来不是“没人看电视”，而是“电视上没有值得看的内容”。当互联网平台用《三体》《隐秘的角落》撕开内容创新的口子，当B站UP主用“小成本纪录片”拍出《但是还有书籍》，电视台的内容库却像积满灰尘的仓库——重复、陈旧、脱离现实。
主旋律的僵化表达最令人窒息。电视台的“主旋律剧”，至今跳不出“高大全”的套路：英雄人物永远没有缺点，矛盾冲突永远靠“开会解决”，台词永远是“我是党员我先上”。某部号称“献礼剧”的作品，收视率甚至不如深夜的购物广告，观众评论扎心：“我们不反感主旋律，但反感把主旋律拍得像说明书。”对比之下，《觉醒年代》能火，恰恰是因为它让陈独秀有脾气、李大钊会愤怒，让历史人物回到“人的样子”——可惜这样的作品，在电视台的排播表中凤毛麟角。
**综艺的“套路化内卷”**同样劝退观众。当《奔跑吧》拍到第十季还在玩“撕名牌”，当《快乐大本营》换了主持阵容却换不掉“你画我猜”，观众早已审美疲劳。某省级卫视的综艺导演坦言：“我们不是不想创新，而是怕担风险——新形式万一没人看，收视率掉了谁负责？”这种“求稳怕错”的心态，让电视台的综艺变成“复制粘贴大赛”：火了《中国好声音》，就出《中国好歌曲》《中国好舞蹈》；火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就来《披荆斩棘的哥哥》《追光吧哥哥》，最终在“同质化”中耗尽观众的耐心。
对年轻群体的傲慢忽视则加速了流失。电视台的内容策划者，大多是40岁以上的“资深从业者”，他们对年轻人的认知还停留在“喜欢追星、爱打闹”的刻板印象里。某卫视想做“校园题材”剧，剧本里的大学生还在“传纸条、听随身听”，完全无视现在的00后早已用“弹幕社交”“元宇宙约会”。当B站用《人生一串》拍出市井烟火，当抖音用“微短剧”讲透年轻人的职场焦虑，电视台还在播“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老套剧情——仿佛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代际鸿沟。
更讽刺的是，电视台曾有过辉煌的内容创新：《实话实说》让普通人走进演播室，《百家讲坛》用通俗话讲透历史，《超级女声》让观众决定谁能夺冠。这些节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贴着地面行走”，尊重观众的智商与情感。而现在的电视台，更像一个“自我感动的闭环”——策划者觉得“有意义”，审查者觉得“没问题”，唯独忘了问观众：“你想看吗？”
三、体制惯性的路径依赖：从“喉舌”到“服务”的转身之困
电视台的深层危机，藏在“事业单位”的体制标签里。这种身份让它既想保持“舆论喉舌”的严肃性，又想追求“市场效益”的收视率，最终在“双重身份”的撕扯中，变成了“两头不讨好”的存在。
审批流程的僵化扼杀了内容活力。一部电视剧从选题到播出，要经过“台里初审、广电复审、专家评议”等至少6道关卡，任何“敏感内容”（哪怕是一句方言粗话）都可能被要求删减。某编剧吐槽：“我们写都市剧，连主角离婚都要反复解释‘不是在鼓励离婚’，最后只能把剧情改成‘夫妻吵架后立刻和好’——这哪是创作，是在写道德教科书。”而互联网平台的审核虽严，却更“懂用户”：《余罪》能通过网络播出，恰恰是因为它保留了主角的“痞气”，而这种“不完美”，在电视台是绝对不允许的。
用人机制的固化让创新人才流失。电视台的晋升，靠的往往是“资历”而非“能力”：一个刚毕业的编导，哪怕有好创意，也得先“熬五年”才能独立负责项目；而互联网公司里，25岁的策划就能主导千万级的综艺。这种“论资排辈”的氛围，逼走了大量年轻人才——某省级卫视近三年离职的编导中，80%去了视频平台，“在那里，你的创意能被听到，而不是被一句‘按规矩来’打回来”。
广告与内容的畸形捆绑则彻底摧毁了观看体验。45分钟的电视剧，插播3次广告，每次8分钟；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档”，被“不孕不育医院”“保健品”的广告承包；甚至连天气预报，都要先播5分钟“某楼盘盛大开盘”。这种“广告入侵”让观众忍无可忍：某调查显示，72%的观众“打开电视后会立刻换台”，就是为了避开广告。而互联网平台的“会员免广告”“贴片可跳过”，早已把电视台的广告模式衬得像“强买强卖”。
更致命的是“渠道思维”的顽固。电视台总觉得自己是“内容的权威发布者”，却忘了在互联网时代，用户需要的是“服务者”而非“教育者”。当用户在弹幕里讨论剧情时，电视台还在禁止“观众对新闻评论”；当用户在直播间和主播互动时，电视台的“观众来信”环节还在念三个月前的邮件。这种“我播你看”的傲慢，本质上是对“用户主权”的漠视——就像书店老板抱怨“没人买书”，却不肯问问读者想看什么。
四、怪谁？怪自己活在过去里
有人说，电视台收视率下降该怪“观众太浮躁”，怪“短视频碎片化了注意力”，怪“互联网抢了生意”。但这些都是借口——真正的问题，藏在电视台自己的“舒适区”里。
怪不了观众。观众永远在寻找好内容，只是电视台不再生产他们想要的；观众永远需要情感共鸣，只是电视台的表达越来越空洞；观众永远愿意花时间在屏幕前，只是他们有了更好的选择。
怪不了技术。互联网平台的崛起，本质上是顺应了“用户自主选择”的趋势，而电视台本可以拥抱这种趋势：早在2010年，就有台长提出“台网融合”，却被“保住传统阵地”的声音压下去；早在2015年，就有团队想做“互动电视”，却因“投入太大”被搁置。技术从来不是敌人，拒绝拥抱技术的顽固才是。
怪不了体制。体制内的媒体同样可以做出好内容：《人民日报》的“侠客岛”能写出年轻人爱看的时政评论，新华社的“快看”能拍出百万点赞的短视频。关键在于是否愿意放下“架子”，真正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可惜，太多电视台还在“等政策”“靠拨款”“守摊子”。
张大爷最终没能修好他的电视机，儿子网购了一台智能投影，屏幕上能搜到所有电视台的节目，却再也没见张大爷打开过。“还是看手机方便，”老人说，“电视里的人，好像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
这句话，或许就是电视台收视率下降的终极答案：当一个媒体不再理解它的受众，不再尊重它的用户，不再愿意为了“被需要”而改变自己，那么被抛弃，就是必然的结局。
收视率下降，从来不是“谁的错”，而是时代对“不思进取者”的淘汰。电视台若想重生，不在于“抱怨环境”，而在于问问自己：我还能为观众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他们欠观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