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至雍正十年之间，西北边防的紧与松像弓弦忽紧忽松。真正把这根弦调到合适力度的，并非某位宗室王爷，而是一位出身草原、后来入主皇家的驸马。他不是循规蹈矩的伴驾亲戚，而是在枪炮和谈判桌之间来回穿梭的人，被后人称作“最强驸马”的策棱。
权力的上限与一位驸马的突破
清代的爵位体系里，亲王是宗室最高等第，其下依次有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所谓“铁帽子王”，指的是那些允许世袭不降的少数亲王名号，大多只在皇室内部传承。驸马通常是联姻的桥梁，多受封较低的异姓爵位或实授不高的品秩，很难在功名阶梯上与宗室王并肩。正因此，策棱一路从贝子到多罗郡王，再到亲王，显得尤为罕见。
他先因婚姻而入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与和硕纯悫公主成婚，随即被封为贝子。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即位不久便擢他为多罗郡王，这一步属于在用人上给了他战地试身的资格。更令人侧目的是鄂登楚勒伏击战之后，因军功破格晋升为亲王——在清代，一个驸马能站到这个台阶上，几乎是把制度的天花板捅开了一道缝。
草原的少年与宫廷的学问
策棱并非宫中出身，他来自蒙古草原，祖承成吉思汗的血脉。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年仅五岁的他随族人投靠清朝。这一年的北方格局仍难言稳固，清廷需要在军事与政治两条线同时稳住蒙古诸部。康熙很快注意到这个幼小的贵族后裔，把他带入宫廷，以近似皇子的待遇给他中文与骑射的双重教育。
宫内的读书与草原的骑射在他身上并没有相互排斥。他骑术稳健，箭矢精准，又能按规矩读书写字。康熙对他颇为器重，既看中他的蒙古贵胄出身，也看中他可以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与许多只享受富贵的驸马不同，策棱的心思并非只在京城的宴席与庙堂的仪式上，他对塞外的风雪和马蹄声有一种本能的向往。
婚姻绑定的忠诚与边塞的选择
与和硕纯悫公主的婚姻并非单纯的美满结合，它同时把他系在清廷蒙古政策的核心位置。公主性格柔和，夫妻感情稳定，策棱作为皇室女婿和雍正的妹夫，在宫廷中有天然的便利。但他没有把这种便利用来追求安逸，而是以请命之名回到草原，既探族，也练兵。他以自己在蒙古部落间的威望，快速组建了一支兼具骑射传统与清军纪律的部队，训练有序，号令清晰。到了康熙晚年，他已经有独立驾驭一方骑兵的能力。
将领之间的差距与一场战败后的选择
清军并非总能顺风，雍正九年（1731年）在和通泊之役中，由富察·福满率领的清军遭遇失败。这一败损失的不只是兵力，更重要的是信心与边防格局，北疆形势瞬间吃紧。关键时刻，策棱主动请缨。他的身份让雍正犹疑：一个皇室成员若折戟沙场将不止是军事损失，更牵连皇家的颜面。但更好的选择并不多，信与疑之间，雍正还是把兵权交给了驸马。
在鄂登楚勒，策棱没有按部就班。他以蒙古骑兵的机动见长，避开对阵的常规，以“兵者，诡道也”的思路设伏。他率精锐骑兵绕至准噶尔军后，择地形处埋伏，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战斩杀了准噶尔名将大策凌敦多布，缴获战马与武器，挽回了此前的失地。胜报至京，雍正龙颜大悦，破格晋封策棱为亲王。制度的门槛通常把驸马挡在外头，但战功让这道门在那个时刻开了一扇。
策略的纵深与额尔德尼昭的收束
战场上一胜之后，往往更难的是第二仗。雍正十年（1732年），噶尔丹策零整合残余力量，准备报仇。策棱没有迷信第一次的打法，而是分析对手长线行军的弱点，决定引其深入、截其粮道。他以小股兵力装退，诱敌至额尔德尼昭一带；地形复杂，便于骑兵穿插。他遣精骑绕到准噶尔军后方，割断补给。准噶尔人一路追击，待察觉中计已难回旋。断粮断草之军自乱阵脚，策棱趁势强攻，前后合击，令其溃散。
这一仗是他军事履历的高点，额尔德尼昭之胜，让清廷在与准噶尔的长期拉锯中首次掌握绝对优势。战后，他不仅得到大量金银赏赐，还被允许自行处置战利品，显示皇帝把战地裁量权放到他手中。这种信任在军功之上更进一步。
帝王的信任与边疆的聚合
胜利带来权力的聚集。喀尔喀蒙古诸部纷纷依附于他，名义上仍在清廷旗制之下，实际上把他当作共主。到这个阶段，他所统辖的部落已达十九旗。对于清朝而言，一个外族王爷在草原拥有如此整合力并不常见，但雍正不因此生疑。一来他对策棱的忠诚和出身判断准确；二来清廷的蒙古政策旨在“联诸部以安边”，有一个能控诸旗的强力节点反而稳定。
从刀兵到言辞：与噶尔丹策零的桌面博弈
战争的消耗刺痛了双方的资源与耐心。雍正十二年（1734年），噶尔丹策零派使臣求和。雍正决定让策棱以亲王身份出任首席谈判代表，这是一次把战场威望转换为外交重量的尝试。谈判并不平顺；准噶尔方面希望保留争议区域部分控制权，清方则坚持宗主权必须明确。策棱既握紧原则，又在话语上给足体面，以民族身份的亲近感减轻敌意，以制度边界划定底线。最终双方达成和平：准噶尔承认清廷对争议地的主权，节贡如期；清廷承诺在对方内部事务上不做过度干预，允许一定程度自治。此后西北边境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段。
与一般驸马的路径比较：富贵与选择的分水岭
把策棱放回清代驸马的整体谱系，他的轨迹是异数。多数驸马的使命在宗室内廷——尊公主、护宗法、维联姻——更少在动员部族、统兵作战上承受生死风险。策棱因其蒙古出身与宫廷教育的双重属性，既能被部落接受，又能在内廷语言中被理解。他没有把驸马身份当作终点，而是把它当作走向边疆的名义与责任。富察·福满在和通泊的失利，恰恰映照出常规军务的人才短板；策棱填补了这块空白——不把草原军法当另类，而让它成为清廷军制的一部分。两者的对比，解释了为什么雍正愿意在制度上为他破例。
制度的小科普与“功高不覆主”的边界
清廷的爵位晋升有严格台阶，从贝子到郡王再到亲王通常需要累功、经年。对于异姓臣子而言，亲王更是鲜有。策棱的亲王名号不是铁帽子王，他的后嗣并不能世袭不降，这正是“破例”与“制度”的共同存在：破例给人，制度限定代。皇帝既用其锋刃，又留其鞘，既扩边防权，又守宗室权，二者之间的平衡依靠的是策棱的表现——不以武功行逾矩，不以部族威望自立门户。
从边疆治理到民生改良
在和平期，他没有把权势化作苛敛，而是引入农业技术，改善牧地利用，建立相对公平的税收制度，减轻普通牧民负担。兵相到贾相的转换，不是所有将领都愿意做、也不是所有人做得好。策棱在这一点上的选择，使他的影响力从战地延伸到民生，进一步巩固了在喀尔喀的号召。
终局与赞谥
乾隆初年，他走完了个人履历的最后一段路。乾隆帝以“襄”谥之，“辅助成功”的意味，指向他在帝国边防体系中的功能。更具象征的是配享太庙的殊荣，这在清朝是对功臣最高等级的肯定，意味着他不仅在军旅中有可纪念的事功，也在宗庙政治象征里占有一席之地。
从草原少年到亲王驸马，策棱把清廷与蒙古的关系从血缘联姻推进到军事协同与政治互信。他在鄂登楚勒与额尔德尼昭的两次胜仗，挽救的是一个时期的西北格局；在和谈桌边的坚持与弹性，争取的是随后一段稳定；在农税上的调整，安顿的是脚下土地上的百姓。他的权力上升，既见皇帝的眼光，也见个人能力的兑现。被称为“最强驸马”并非溢美，而是因为他触到了制度中驸马本不该触及的高度，又以忠诚稳住了帝国的心。
在清朝众多驸马中，有人一生安于富贵，也有人在战事中崭露头角。策棱属于后一类的极致。他出身蒙古，1692年随族人投清；1706年成婚，受封贝子；1723年晋为多罗郡王；1731年于鄂登楚勒伏击制胜；1732年在额尔德尼昭破敌；1734年主谈而定和；其势所归，统辖十九旗；至乾隆初年卒，谥“襄”，配享太庙。他的故事让人明白，制度不是静止的墙，而是会为合格的修补者开门的城。帝国需要的，恰是这样兼具骑射与书卷、勇略与分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