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开放是八十年代的事？毛主席一句话，让文化界炸了锅
一九四九年七月，北平城里头的炮火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解放的锣鼓点也还没敲利索，中南海里头已经开始张罗一件文化上的大事了。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这名头一听就不得了。从各个解放区赶来的文艺界代表，足足八百多号人，个个都是在枪林弹雨里用笔杆子、用嗓子当武器的硬汉。朱德总司令、林伯渠、董必武这些大人物都到场了，场面相当隆重。
可要说全场最扎眼的，还得是一位老太太。
她叫李秀真，头发花白，一身再普通不过的斜襟大褂，往那一坐，就是个典型的冀鲁豫农村老大娘。可你千万别小瞧了她，这位老人家可不是来凑数的。她的身份多着呢：游击队的交通员、光荣的烈士母亲、整个解放区的农民代表。
更厉害的是，她不仅有资格在开幕式上代表亿万农民发言，还是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一个字都不识几个的农村老太太，能和当时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们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国家大事，这事儿本身就透着一股新天新地的气象。
那个时候，大家伙儿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新中国马上就要诞生了，可这文化上的路该怎么走，特别是那些唱了几百上千年的老戏，是扔了还是留着，谁心里都没个准谱。
当时华东来的剧作家马少波，是个有心人。他站起来提了个建议，说得特别实在。他觉得，这戏曲改革不能瞎搞，得有个章法。中央得出面，成立个专门的领导班子，还得有研究机构，先弄明白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再制定政策，在全国推开。
他还特意点名，希望周副主席能在大会报告里头，专门拿出一章来讲讲党对文艺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这皮球，算是踢到了最高领导人那里。
毛主席听了这些意见，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他那个著名的“推陈出新”的说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他打了个比方，说得特别形象，一下子就给大伙儿把道理讲透了。
他说，“陈”就是旧东西，老传统嘛。传统里头有好东西，那是精华；也有坏东西，那是糟粕。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全盘接收。这个“推”字，妙就妙在这里。它可以是推开、推翻，也可以是推动、推进。
你瞧瞧，这就是语言的艺术。对于旧戏里头那些宣扬忠君孝道、三纲五常的封建糟粕，就得给它推开、推掉；可里头那些代表着人民反抗精神、闪耀着真善美的民主性精华，就得大力推崇、使劲推动。
这么一解释，大家伙儿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方向盘，算是给扶正了。
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京剧大师梅兰芳牵头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专门写信请毛主席、周总理给题个词。这可是梨园行的大事，梅老板的面子谁敢不给？
毛主席大笔一挥，写下四个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周总理也题了词，话说得更具体：“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
这十六个字，基本上就成了后来几十年中国戏曲改革，乃至整个文化发展的总纲领。梅兰芳带头，把自己的拿手好戏《贵妃醉酒》做了修改，剔除了里面一些不健康的、媚俗的成分，让杨贵妃的形象更加丰满，更侧重于艺术美感。这个举动在当时影响巨大，给所有旧时代的艺人做出了榜样。
时间走到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又提出了一个更响亮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这个词儿，根子在咱们老祖宗那儿，春秋战国那会儿，诸子百家，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了学问争得面红耳赤，那才叫思想的黄金时代。现在把它重新捡起来，意思很明白，就是鼓励在科学文化领域，大家可以自由讨论，发表不同见解。
当时还真有这么一件事。有个在中国讲学的苏联专家，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头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评价，有不同看法。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听就紧张了，觉得这有损领袖威信。
这事儿传到毛主席耳朵里，他怎么说的？他专门给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写信，说：“我看这种自由讨论，不应该禁止。学术思想上的不同意见，谁都可以谈，没什么损害威信的说法。真理越辩越明嘛。”
这气度，这胸襟，放到今天来看，也让人佩服。
很多人总觉得，改革开放是七八年之后才有的事儿。其实往根上刨，这种开放、包容、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埋下了种子。它不是某个人的专属名词，而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土壤上自然生长的结果。
毛主席早就说过，对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好的企业管理方法，只要是科学的，咱们就要认真学过来用。
他还强调，咱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留下了太多宝贵的遗产。不能当败家子，得好好地总结、继承。这种文化自信，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不断浴火重生的根本原因。
说到底，无论是“推陈出新”，还是“百家争鸣”，背后都藏着一种了不起的智慧：既不忘本来，也吸收外来，更要面向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上要是没了这种吞吐开合的气魄，那也就离僵化不远了。回看那段历史，总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理想主义的朝气，那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汲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