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志兴
《乔冠华：败笔巨才》
01
家乡怎容不下他？
乔冠华，才子群英中的翘楚，却也偶有笔锋失准之作。或许，正因其过人的才华，反而成就了他的瑕疵。
可以从后向前说。
1983年9月22日，上午十点零三分，乔冠华在北京医院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刻。他的骨灰安置在八宝山公墓，仅仅停留了三天，便由其爱人章含之亲自带回，放置于她卧室之中，与她的日夜相伴长达一年多。
终归尘土，葬于何方？
秉承乔冠华先生往昔的愿望，他心中自然充满了叶落归根的渴望，渴望重返江苏盐城的故土。在生命行将终结之际，他频繁与家人提起故乡，那份浓浓的思乡之情显露无遗。
无容身之地。
1984年12月7日，章含之踏上了江苏盐城市建湖县的土地——那片承载着乔冠华记忆的故土。此次造访，她的目的是与当地相关部门沟通，共同商讨乔冠华最终安置事宜。
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按常理本应是家乡的骄傲，却并未受到应有的欢迎。在乔冠华的侄子乔宗连宴请章含之时，亦同时邀请了盐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未有人出席，仅派遣了已退居二线的老领导前来应付场面。章含之对此敏锐地察觉到了当地政府的态度，因此她选择直接未提及乔冠华安葬故乡之事。
南北皆不欢迎。
章含之不禁想起了丈夫早年的挚友——李灏医生，他曾任苏州医学院的教授。李灏医生的年纪与乔冠华相近，仅相差一岁，他曾亲身经历朝鲜战场的烽火，战后投身于民盟，并成为苏州市的主委。在乔冠华病危的关键时刻，李灏医生亲自为他主刀手术，连续八个小时未曾停歇，这段经历使得他们之间形成了深厚的生死情谊。
李灏在听闻章含之的所愿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并郑重承诺将亲自担任她老友的守护者。紧接着，他迅速联络了当时的吴县县委书记管正，管正书记即刻响应，精心挑选了吴县东山临太湖的一处风景秀丽的山坡，为乔冠华安排了一片理想的安息之地。
为何家乡不待见游子？
这位游子，原本拥有一份光鲜的履历，却因一次显著的败绩而留下了遗憾的印记。
曾是家乡之光。
乔冠华，出生于1913年，自幼便以其超群的智慧与生俱来的灵动活泼之性格而闻名。1925年，他圆满完成了盐城第二高等小学的学业，进而考取了由美国教会所创办的淮美中学。
苏北这片土地上，有一所众人皆知的学府，它隶属于美国南长老会江北教区，校长与教父皆为美国人。校内暗藏中共地下党组织，学生会成员中也不乏地下党成员的身影。他们经常组织师生共同研读进步读物，乔冠华便是深受其影响的其中一人。他与众多的进步师生并肩，积极参与反对美国校长的抗议活动，却也因此付出了被开除的代价。
乔冠华在无奈之际，只得重返故里，投身于亭湖中学的校园。该校校长宋武真，身为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曾积极参与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其思想颇为前卫。他将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等人的先进理念带回故乡，引入校园。然而，宋武真也以专断著称。学生们对一位姓张的历史教员的教学方法颇有怨言，认为其授课内容枯燥无味，如同嚼蜡，因此纷纷提出更换教师的要求。然而，宋武真却对此置若罔闻，双方陷入僵局。学生们遂决定罢课三天，以表达不满。出乎意料的是，领导罢课的乔冠华，却最终遭到了校方的开除。
遭受两次失业的沉重打击，我的父亲乔守恒内心愤懑不已，一时冲动之下，他决意中断我的学业，强迫我前往镇上的一家商铺充当学徒。然而，我乔冠华坚决予以抵制，遂将自己封闭在家中磨房，以绝食的方式表达抗议。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我最终赢得了这场胜利，父亲撤销了之前的决定，并将我送往淮阴的淮安中学继续深造。
淮安中学在本地声誉卓著，是一所广受认可的学府。鉴于乔冠华的舅舅当时在淮阴县政府身居要职，他的父亲便寄望于舅舅能够对乔冠华实施严格的教育与管束。
然而，乔冠华再次面临解职之境，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淮安中学时任校长王中慈的独断与蛮横。他采取了一种类似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对待师生，此举激起了师生们的普遍反感。于是，学生们纷纷发起罢课行动，旨在迫使校方更换校长。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乔冠华肩负起活动所有文字宣传工作的重任。
乔冠华踏入南京，踏入了中南中学的校门，并果断选择跳级至高三，从而在该中学的求学生涯中，成为他唯一未曾被开除的经历。每当面临开除的危机，他总是选择跳级以逃避。总体而言，在初中及高中的六年求学期间，乔冠华仅用了四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学业。1929年，年仅16岁的他顺利高中毕业，并成功考入清华大学，主修哲学。在清华园中，他成为同年级中最年轻的一员，被誉为“苏北神童”。至24岁，乔冠华成功获得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这在当时实属罕见。
回首他的少年时光，我们的目的在于揭示这位被誉为“苏北神童”的名号并非空穴来风。然而，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我们同样能洞察到他个性中的独特与不羁，以及那股敢于挑战常规的胆识。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乔冠华的一生恰是这一古训的生动写照。
自踏入官场，乔冠华凭借着过人的才智，迅速崛起，成为其加速晋升的强劲推力。
1938年秋，乔冠华抵达香港，肩负起《时事晚报》编辑重任。他笔名“乔木”，撰写了大量社论，文采横溢，不仅在香港，更在大陆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即便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对其名声心生敬意。
毛泽东曾向身边的人说：“你们有没有读过那位笔名‘乔木’的香港作家所写的文章？他的文采非凡，既透彻分析又洋溢着激情，文笔犹如千军万马疾驰而过。我个人认为，他的一篇文章的价值，不亚于两个坦克师的战斗力！”
1939年，乔冠华在香港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次年，他踏上了重庆的土地，在周恩来同志的悉心指导下，执掌起《新华日报》中的《国际专栏》。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他“乔木”的美誉愈发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中，毛泽东赴重庆展开谈判，那时乔冠华有幸得以一睹领袖风采。陪同毛泽东的，有一位乔冠华的同乡，也是毛泽东的得力幕僚——胡鼎新秘书。胡鼎新比乔冠华年长一岁，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殿堂，而且他亦以“乔木”为笔名。
昔日，胡鼎新定居延安，乔冠华则驻守重庆，人们习惯以“北乔”称呼胡鼎新，而以“南乔”指代乔冠华。但后来，胡鼎新亦迁往重庆，导致“南乔”与“北乔”频繁以笔名“乔木”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使得同事们在阅读时常将二人的文字混淆。众人都希望其中一人更换笔名，以减少同名带来的困扰，然而，双方均无意放弃各自的名字。
乔冠华这样阐述道：我的姓氏“乔”与“乔木”谐音，加之我身高183cm，不正象征着挺拔的树木吗？尽管这种说法有些牵强，而胡鼎新先生身材娇小，以此类比似乎也不太恰当。
胡鼎新亦未轻易言弃，实则他在十年前便以“乔木”为笔名，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多篇文学评论，并且当时便已抢先注册。
无结局诉讼。
自1949年始，两位乔木均迁往北京，致力于各自的职业生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鼎新晋升为乔冠华的直属上司。乔冠华不仅在外交部成立初期就担任了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该委员会由周恩来兼任主任委员，同时他还兼任了新闻总署下国际新闻局局长一职，这一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外文出版社。而新闻总署的负责人，正是胡鼎新本人。
南北二乔共舞一锅，名号雷同反增困扰。于是，这场纷争最终演化为“御前”的诉讼，演变成世人所谓之“御前官司”。
毛解决才子名争。
毛泽东提问乔冠华：“你之前用的名字叫什么？”
乔冠华回答：“冠华。”
毛泽东曾言：“此名甚为雅致，自今起，汝便以乔冠华命名，乔姓仍予以保留。”
毛泽东凝重地对胡乔木说：“你原本的姓氏为胡，现在可以重新恢复，以后就直呼你为‘胡乔木’。”
领袖一言定乾坤。
自然，这无疑充分体现了领袖对这两位杰出才子的深厚情谊。
乔冠华的卓越成就主要在外交领域大放异彩，故而，众多人士将他尊称为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大家。然而，即便如此，他在历史评价的序列中，依然位列周恩来之后。
他无疑将周恩来视为心中的楷模、智慧的导师，甚至敬奉为精神上的至亲。
外交部成立之初，乔冠华便担纲亚洲司副司长一职，并暂代司长之职，而正司长一职则由夏衍担任。然而，夏衍因公务繁忙，始终未能亲临外交部履职，这不禁让乔冠华心中泛起一丝淡淡的遗憾。
1954年11月，乔冠华正式踏入外交部党组成员的行列。随后，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圆满落下帷幕之际，他荣膺重任，晋升为外交部的部长助理。
1964年，他荣升为副部长。彼时，他已迈入51岁高龄，在国际外交界声名显赫，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文革岁月，乔冠华的显赫地位同样备受瞩目。1966年，他与陈毅、姬鹏飞等同仁一同成为了外交部“打倒”的风口浪尖。许多人的记忆中依然清晰，乔冠华与姬鹏飞被迫走上王府井大街，从事贩卖小报的尴尬一幕。
危急关头，他凭才智脱险。
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蒋介石政权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有附属机构中彻底驱逐，同时正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派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在中央内部对首任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广泛讨论中，毛泽东主席毅然决然选择了乔冠华，理由是“乔老爷”精通多种外语，包括英语、德语和日语，博学多才，融汇中西，其文采斐然，口才亦颇佳。周恩来总理亦对此表示全力支持。基于此，乔冠华被正式任命为出席此次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国际新闻界亦普遍认为，他是中国派往联合国的“最理想”人选。
1971年11月8日，正值代表团踏上征程之际，毛泽东主席特地于中南海会见了乔冠华等代表团成员，场面亲切而庄重。
次日，随着代表团踏上征程，毛泽东再度下令，要求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全体莅临机场，共同见证这一盛事。此举之隆重，无不凸显了毛泽东对此次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会议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乔冠华的深切厚望。
“乔团长，您此刻有何感想？”乔冠华嘴角上扬，放声大笑。稍作沉吟后，他仅用一个动作作答：“我的表情不正是最充分的回应吗？”他的这一笑被在场的国际摄影师抓拍，并最终荣获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作品题名为《乔的笑》。西方媒体对其赞誉备至，认为其笑容充满感染力，甚至有评论称其笑容“击碎了议会大厦的玻璃”！乔冠华正是凭借这豪迈的笑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坚定决心。
在接下来的演讲环节中，乔冠华神态自若，风度翩翩，引经据典，每一段发言都引发了现场观众如潮的掌声。
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的杰出表现无疑是他外交生涯的高峰时刻，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非凡的才华、卓越的文采以及优雅的风度。他的演讲不仅赢得了与会各国的一致赞誉，更在国际舆论中获得了广泛的正面评价。美国《纽约时报》特意全文刊发了他的演讲内容。路透社的报道称：“这篇演讲深深撼动了众多外交官的心弦。第三世界代表们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而美国代表和苏联代表则面色凝重。”共同社的评价更是掷地有声：“此次阐述基本方针的演讲，无疑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演讲之一，其影响力和回响必将迅速传播至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巅峰之境，往往稍纵即逝，随之而来的，便是能量的急速衰减。那些攀登至巅峰的人，无一例外，终将面临下滑的命运。乔冠华亦不可避免地，将踏上那下坡的征途。
02
陡降，疑因误传。
乔冠华卷进了政治漩涡。
七十年代中期，随着毛泽东岁数的增长，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对于毛泽东逝世后的局势走向，人们心中充满了种种猜测，各派势力也在暗中展开激烈的角逐。在这其中，有一股力量格外引人瞩目，那就是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四人帮”。江青，作为毛泽东的伴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野心不断膨胀，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他们暗中筹划，旨在毛氏继任后能够巩固权力根基。乔冠华便成为了他们精挑细选的杰出人才，凭借在外交领域的卓越才华，他足以独当一面，撑起一片天地。
审视历史的长河，众多才子往往根基较为单薄，他们的才华横溢往往掩盖了自身的不足，亦容易在波涛汹涌之际摇摆不定。
乔冠华不幸陷入了这一困境，他逐渐偏向了江青一派。
他的弱点显现。
我国前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及其夫人，与乔冠华先生情谊深厚，他们锐敏地洞察到了乔冠华先生身上所发生的转变。
1971年，基辛格访华之行被严格保密，其行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安排。当时，乔冠华副部长因健康问题正在住院治疗，遗憾未能参与到接待工作之中。章文晋，时任欧美司司长，在探望乔冠华之际，却意外遭到了乔的质询，他追问章文晋为何未及时向他通报相关信息。就在那一瞬间，章文晋夫妇敏锐地察觉到乔冠华的情绪发生了剧烈波动，他显得异常激动，甚至显得有些过于执着于细节。
“如此鲁莽行事，竟不顾后果，竟敢擅自更改，难道不曾思考过？”章文晋语带责备，但并未展开辩解。乔冠华见状，也未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张颖记得那件事。
她与章文晋一同自加拿大使馆岗位卸任归来，特地前往乔家拜访乔冠华夫妇。彼时，乔冠华已与章含之喜结连理。然而，在讨论工作的过程中，乔冠华与章含之却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对江青的赞誉，称赞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主席的青睐与重用。他们还强调，当前周总理病情加重，恐怕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应当深思熟虑。尤其是江青对你们的重视，更是不容小觑。显而易见，乔冠华亦在为江青罗致英才。
章文晋夫妇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冠华曾十分看不惯江青，批评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扰乱全国，怎么现在变了呢？
确实，此刻的乔冠华正全力投身于站队布局，对个人未来的前途进行着深思熟虑。
“我实在无法干预此事，今后不要再向我汇报，直接去找周总理吧。”
周恩来深信，这份记录绝不可寄往美国。于是，他特地约见江青，寻求沟通。然而，江青并未予以理睬，反而坚持要求总理协助其修改，并最终获准寄出。面对这一无奈的局面，周恩来不得不向毛泽东主席请示。毛泽东主席立即作出明确指示，坚决指出记录不得寄出，并要求立即停止整理与翻译工作。周恩来随即下达命令，将谈话记录存入加密铁柜，并严密封锁，随后交由外交部保密室妥善保管。然而，不久之后，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却擅自批准将这些记录送至江青在钓鱼台的住所。
鉴于毛泽东曾对江青所涉“四人帮”的行径提出严厉批评，江青内心深感不安，忧虑这些材料可能招致麻烦。在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同意下，铁柜被秘密转移至江青的居所，并随即进行了彻底销毁。
种种迹象表明，乔冠华与江青等人之间已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周恩来离世是关键时刻。
乔冠华与周恩来并肩共事，长达三十载春秋。自重庆办事处时期起，二人便同舟共济，携手前行。可以说，周恩来对乔冠华的成长与进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培育作用。作为我国外交领域的最高统帅，周恩来以其卓越的情商在外交部赢得了无上的尊崇与威望。
在周恩来同志离世之时，外交部众多同事纷纷向领导层提议，希望能举行一场简短而庄重的纪念仪式。然而，乔冠华先生对此并未予以理会。有次，归国参加进修的驻外使节与参赞在会议中集体发声，呼吁组织一场内部的追思活动，但依旧遭到了乔冠华先生的拒绝。其中一位大使情绪激昂，拍案而起，对部长的人性提出了质疑。在激动的情绪中，他突发心脏病，紧急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但乔冠华先生对于这一情况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1976年清明之际，首都民众如潮水般涌向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对周恩来总理的深沉哀悼。外交部长办公室接连两次致电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关切地询问她是否已外出。然而，在第三次电话中，竟是乔冠华亲自拿起话筒。张颖在电话中带着一丝愤懑地答道：“我并未外出，更不敢轻举妄动！”那一刻，她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哀，不禁长叹：一个人，怎能沦落到如此境地！
在与周恩来总理的告别时刻，乔冠华怀着沉痛的心情，弯身俯瞰总理安卧的玻璃棺，泪如泉涌，哽咽着倾诉：“总理啊，您终生未曾子嗣，今日我便以子侄的身份，陪伴您走完这最后的旅程！”
历经千辛万苦，众人终于将他自灵柩旁缓缓移开。随着总理的遗体被送入火化炉，他的哀嚎再次回荡，满载着无尽的哀伤。
我深信，这份深沉的哀悼之情源于真挚的情感纽带，乔冠华无疑将周恩来视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然而，先前对周恩来悼念活动的严格管控，实则源于政治的深思熟虑和权衡。他深知江青等人对周恩来怀有偏见，不愿因悼念之举而激怒那些可能左右其命运的权势之人。
乔冠华的辛勤耕耘，终于收获了硕果——在“四人帮”被彻底摧毁之际，他于王洪文寓所查获的名单上，其名字赫然位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之职。然而，这已非通往辉煌的坚实阶梯，而是由易碎的鸡蛋层层叠筑而成的险峻台阶。
那终结乔冠华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实则仅是一场误传。然而，鉴于他当时的所作所为，众多人对此深信不疑，鲜有人愿意对这则传言的真伪进行深入核实。
毛泽东同志离世后，社会上相继出现了诸多真假难辨的所谓遗言，内容不外乎“按既定方针办”与“照过去方针办”这六个字，虽仅相差三字，但其意涵却颇为相似。
此乃正宗与异见派之争。究竟谁能真正承接已故领导者的遗志？江青作为遗孀，无疑具有先天的有利条件。
为了打造特定的舆论氛围，“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解放军报》等媒体上刊登了一系列社论。在这些社论中，他们将“按既定方针办”确立为宣传的核心理念，以此标榜自己为领袖的传承者。
9月28日，一场会议集中讨论了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内容。在会议的进行中，有与会者对发言稿中遗漏的“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表示了疑问。经过一番讨论，这六个字很快便被补充进了发言稿。
如各位对此稿有任何修改意见或建议，烦请于10月5日上午前告知；若无，则此稿即成为最终定稿。
1976年10月2日，我国中央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审阅《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的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细致的校对，并随即作出重要批示：“经严格核实，发现毛主席亲笔撰写的文稿中存在三处笔误，与我所传达的内容有所出入。为避免今后类似误传事件的发生，我已经将这处错误予以删除。”
此语出自1976年4月30日夜晚，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奉命留下向其汇报工作。华国锋在报告中提及整体形势呈现出一片大好景象，但部分省份的表现却显得不尽如人意。毛泽东闻言，便即兴挥毫泼墨，题写了三句警世箴言：“循序渐进，切勿急躁”；“按旧方针行事”；“你负责处理，我自感欣慰”。
纵然不足以成为临终的遗言，然而在别无其他言语可供借鉴之际，它却成为了权力传承者的核心依靠。
这一关键支点的首次公开亮相，恰逢联合国大会那庄重而神圣的讲台之上。
乔冠华所持文档中注明了“遵照固定方针”，然而在华国锋修订后的版本中，这六个字被去除了。这六个字反映出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因此，究竟乔冠华宣读的是哪版文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关键。
10月4日的拂晓时分，章含之得知华国锋删减了六个字，她立刻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非同寻常，于是急忙询问工作人员是否已通过电报将消息传达到了乔冠华。得到的回复是，值班室已经接到了相应的通知。
自10月6日起，局势逐渐明朗，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大字报，它们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批评，谴责其提及“按既定方针办”，此言一出，引发了广泛的不良社会反响。
章含之心中在北京辗转反侧，通讯的中断让她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她急切地想要探询丈夫是否曾提及那关键的六个字。而此时，远在异国的乔冠华对此事却一无所知。
截至10月17日，乔冠华返回了北京。在旅途中，章含之急切地向他丈夫打听，在公开讲话中是否提到了那特定的六个字，是否收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以及发言稿中的那六个字是否已经被删除。
在正式演讲的前夜，乔冠华收到了一封电报。翌日，他在演讲中并未提及电报中的内容，将其全部删减。至此，章含之才如释重负，心中的压力得以释放。
然而，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按既定方针办”之语，流传开来后，使得众多人对他和夫人避之不及，深怕卷入无端的纷扰。更有甚者，对他们的解释置若罔闻，坚信不疑地声称，《人民日报》10月6日刊登的批评文章，便是铁证如山。然而，真相却是，当日的《人民日报》仅发布了乔冠华在联大发言的新闻稿，并未直接引用“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更令人费解的是，乔冠华夫妇并未查阅10月6日的《人民日报》相关内容。
若非乔冠华夫妇早年与江青等人交往密切，此类流言恐怕难以广泛传播。
直至乔冠华先生离世之际，章含之女士为替丈夫洗清冤屈，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联合国总部的征程。她深入档案库，细致地搜寻丈夫昔日的发言文稿。不论中文抑或英文版本，那份文稿中均未发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
1976年10月，乔冠华在圆满完成联合国大会的使命后返回北京，此时，“四人帮”已被囚禁。中共中央指示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之间的联系展开审查。当时，乔冠华正居家休养，而他的妻子章含之则常驻办公室，两人均被要求对彼此的关系进行详尽的说明。
直至1982年，他终于得以重返职场，并被委以重任，担任对外友好协会的“顾问”一职。
03
这是否败笔？
乔冠华婚姻家庭失败。
乔冠华首任妻子为龚澎。
龚澎，字维航，合肥名门闺秀，1914年出生于日本，后于北平燕京大学圆满学业。她的家族乃安徽的世家望族，父亲龚镇洲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投身于国民革命。母亲则是广东籍贯。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龚澎毅然前往延安，不久便被派往太行山，在八路军总部担任要职。正是在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里，她与首任丈夫刘文华相识，当时刘文华正担任彭德怀将军的秘书。
遗憾的是，刘文华在步入婚姻的殿堂之际，却不幸突发急性盲肠炎。在那个战争年代，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治疗因而延误，最终这场病魔残酷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1943年炎炎夏日，龚澎与乔冠华在一次外事聚会上不期而遇。不久之后，乔冠华在一场外国记者的聚会中，不幸突发急性弥漫性腹膜炎。龚澎立刻将他紧急送往医院，而为他救治并最终安葬的，正是那位后来成为他安息之地寻觅者的苏州名医李灏。
乔冠华、龚澎婚照
新中国成立之初，乔冠华与龚澎一同加入了初创的外交部。龚澎荣膺部内首位女性司长之职，她曾先后领导情报司和新闻司；至于乔冠华，他担任亚洲司的副司长，鉴于当时司长夏衍在上海履职，乔冠华实际上负责了所有日常事务的打理。
在职场中，龚澎的资历略高于其配偶；而在政治素养的成熟度上，龚澎更是略胜一筹于乔冠华。
尽管他们之间的争论未曾停歇，但合作过程却颇为和谐。然而，在我看来，站在龚澎面前，老乔似乎变得像个小辈，且他似乎承受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感。
“你父亲才华横溢，但在政治领域尚显稚嫩，你一定要给予他更多的支持。”
龚澎才智超群，工作态度之勤勉，堪称“拼命三郎”。因而，她赢得了领导的厚爱，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特别青睐。然而，在文革的狂潮中，她也未能逃脱劫难。乔冠华身陷批斗与抄家的厄运，龚澎同样遭受了无情的殴打。造反派逼迫她交出笔记本，她断然拒绝，甚至有人抓住她的头发撞击墙壁。尽管如此，笔记本最终还是被强行夺走。
1970年的暮春时节，龚澎因长期身心俱疲，不幸在卫生间失足跌倒。随后，她被确诊为脑动脉血管破裂，思维功能随之丧失。同年9月20日，龚澎不幸因病离世，享年56岁。
自妻子离世，乔冠华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那些时日，他常孤身一人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地抄写着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日以继夜地借酒浇愁，常常是两三天便将一瓶茅台饮尽，不消片刻，空瓶便如山般累积。待儿女熟睡之后，他拿出放大镜，一页页翻看着与妻子往日的合影，邻里时常能听到他悲怆的哭声。
繁重的工作渐渐驱散了乔冠华心中的悲痛阴霾，在忙碌的缝隙中，他邂逅了章含之，一段新的爱情悄然绽放。
这是乔冠华的败笔开端。
乔冠华和章含之
章含之，身份尊贵，曾担任毛泽东的非官方英语教师，更被其亲自推荐至外交部履职。虽然初期职务并不显赫，但她英语造诣深厚，更重要的是，她背景坚实。
1920年，正值27岁的毛泽东迫切需要筹集资金，以资助长沙新民学会的数位同仁赴法国深造。在这批成员中，蔡和森、蔡畅、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均日后成为了中共的重要领导者。毛泽东向章士钊伸出援手，而章士钊竟如神助般为他筹集了两万大洋。这一慷慨之举，毛泽东始终铭记在心，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所以，尽管章士钊有“黑历史”，比如拥戴袁世凯，反对新文化运动，镇压学生运动，支持蒋介石等，但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他仍被毛泽东奉为上宾。
章含之遇良父。
实际上，章含之的生父是陈度，而陈度则是声名显赫的军阀陈调元的子嗣。在三十年代，陈调元在江南地区执掌大权，曾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身兼安徽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共”预备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要职。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之际，他与蒋介石一同遭遇软禁。陈度对一位名叫谈雪卿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她曾是上海滩上知名的交际花，起初在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柜担任售货员，以美貌闻名，被誉为康克令西施。两人虽未正式结为夫妻，却开始了同居生活。当谈雪卿怀孕后，她却不愿意成为妾室。为此，陈调元请章士钊从中斡旋，私下达成和解，并将谈所生的女儿托付给了章士钊，为她取名为章含之。
章含之自幼对个人身世一无所知，直至1953年，她迎来了十八岁的生日。那日，她的同母异父兄长谈炯明——当时身为中央乐团定音鼓手的音乐家——携来一张她幼年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哺乳的照片，借此与她相认。谈炯明历经艰辛，费尽周折打听到章家的住址，特意前来相会。这才使得章含之首次揭开了自己身世的谜团，这一发现无疑对她构成了沉重的打击。
尽管遭遇此次挫折，章士钊带来的裨益却足以抵消其中的痛楚。
那季，毛泽东特邀数位故交共赴晚宴，并特许携同家属。章含之随章士钊同行，得以有幸瞻仰毛泽东的风采。听说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士在北外任教，毛泽东带着玩笑又带着认真的口吻向她提议，希望她能担当起自己的英文导师。于是，章含之意外地跻身“教员”之上，成为了毛泽东的专属“教员”。
在踏入乔老爷的婚姻之门前，章含之也曾经历了自己的爱情篇章。她的前夫是北外的教师洪彦君，一位风度翩翩的才俊。他们共同孕育了一位女儿，即洪晃。
章含之和洪彦君
洪章二人的婚姻路途坎坷，充满波折。无疑，文革时期的狂潮动荡是导致这一状况的关键因素之一，那股风暴席卷无数家庭，将他们的生活推向了困境。或许，所谓的“康克令西施”遗传基因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夫妻二人时常陷入笔墨纷争。章含之在其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详尽地记录了这段婚姻的历程，并对她与前夫离婚的动因进行了阐述。她回忆说，1971年10月，毛主席在为即将赴美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乔冠华等人送行时，曾批评她“过于爱面子，未能自我解脱”，并明确指出，鉴于她的丈夫已与他人有了私情，离婚或许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离婚的始末》，在书中，他对章含之所陈述的某些与事实不符之处提出了质疑。他直言，章含之将离婚的过错归咎于男方，实则是刻意隐瞒了她在“文革”早期便已“移情别恋”的真相。
家丑外扬了。
不少人对乔冠华与章含之的结合持疑虑之态。这一疑虑之声不仅来自乔冠华的同僚之口，更在他们的子女间悄然扩散。
“在政治领域，章含之尚显稚嫩，父亲在择偶时，理应全面权衡，选择一位既能助力于政治事务，又能为父亲提供庇护之人。”
如今回顾，乔宗淮在识人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此后，他亦投身外交领域，并曾一度攀升至副部长的高位。
乔松都，父母心头的宝贝，性情纯真却不免有些娇纵，对此事的反对态度尤为坚决。在她看来，母亲离世尚不足两载，父亲便急于纳娶一位比她年轻整整二十二岁的继室，这无疑是对母亲的一种不恭。
龚澎、乔松都、乔冠华、乔宗淮
“你为何要接见乔宗淮？”此举动令邓颖超感到十分困惑。
这彰显了乔冠华坚定不移的决心，任何外力均无法阻挡他的步伐。
我推测，这或许源于章含之年轻貌美，且具备相当的知识素养；再加上她出身优渥，尤其得到了最高领袖的认可。然而，我猜想他内心深处还存在着另一种考量：过去，龚澎才华横溢且个性强势，面对这位集妻子与领导双重身份于一身的女性，他或许感到了一种压力。相较之下，章含之资历较浅，年龄也较小，与之交往无疑让他感到更为轻松。
若子女意见不合，可以尝试的一种策略是，建议他们独立居住。
乔宗淮好奇地询问父亲：“我们即将迁往何处呢？”乔冠华语重心长地回应：“在我年轻时，我早早地便离家出走，独立闯荡，那时我离开父母，踏入社会的年纪可比你现在的年纪要小上许多。”
尽管准备工作尚未完备，宗淮兄妹仍不得不面对突如其来的搬迁，不得不仓促做出决策。
父亲意图与继室共度二人世界，这处家园已不再有我们兄妹的容身之地。无奈之下，乔松都只得搬往北京262医院的集体宿舍居住。而乔宗淮则带着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妻子，暂时搬至妻子娘家暂住。
父亲的决绝之姿刺痛了子女的心灵，乔宗淮遂决意搬迁，且未向父亲告知。在搬迁之际，乔宗淮与妻子一时之气，携走了父亲珍藏的一整套唱片——或许乔宗淮认为，拿走父亲数张唱片尚属小事，但据乔宗淮的妻子弟弟所述，数量约在二三十张左右。然而，在章含之的回忆录中，却记载了高达五百张之多。
“妈妈，若非您的收留，我恐怕会沦落为街头的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自那之后，乔宗淮一家便在丈母娘的小院中安度了七个春秋。
在搬迁之际，龚澎早年赠予女儿的那架钢琴未能随行，缘于空间有限，人手不足，难以搬运。传闻乔松都原本打算稍后取回钢琴，然而，随着乔冠华在离开外交部宿舍并步入婚姻殿堂之际，那架钢琴的行踪便成谜。无人能够确切知晓，究竟是乔冠华还是章含之遗弃了这件宝贵的遗物，以及背后的原因。直至多年后，乔松都在与乔冠华重逢时，仍忍不住含泪指责：“我最无法宽恕的，就是你将妈妈赠予我的钢琴遗失了！”
此次未经通知的搬迁，让单身状态的乔冠华夫妇感到极度愤怒。当时公安部部长李震之子接到乔宗淮妻子娘家的通知：乔部长的夫人致电其父，声称：“在党的‘十大’期间，外交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乔部长家中遭窃，财物被洗劫一空。首犯是乔宗淮，责令公安部立刻逮捕他。”乔宗淮由此感到极度的恐慌。此时，他的岳母拍案而起，怒斥道：“他竟敢如此！公安部并非乔冠华家所能随意操控的！”
乔松都遭报复。
彼时，她已顺利通过天津医学院的入学选拔，正积极筹备从北京军区262医院迈向大学校园。恰在此时，北京军区司令部的值班室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记录上记载：“外交部乔部长家中一位女士来电，传达乔部长关于女儿就学问题的立场，恳请军区领导撤销乔松都升学的决定，并希望其能继续在基层进行锻炼。”军区领导秉持尊重基层既定决定的立场，此通电话并未产生任何影响。
1973年8月底，乔冠华迁出报房胡同的住所，依照规定将此处的居所退还给了外交部。自此，乔家的子女们无奈与父亲分隔，长达三年的时光未曾谋面。乔松，因淋巴腺肿瘤需切除手术，孤身一人躺在病榻之上，而她的父亲却未曾亲自前往探望。
1974年，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但是两年后被免职。接受组织的审查，落入生命的低谷。
政治与生活的两大失误此刻显露其影响。
此刻，乔家子女们悄无声息地重返父亲身旁。乔冠华曾感慨地对身边人言：“即便在我声名显赫之际，子女们离我而去；然而，在我陷入困境之时，他们却再次回到我身边。果然，亲生骨肉才是最宝贵的。”